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于2019年9月29日上午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授予屠呦呦“共和国勋章”。
屠呦呦：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药学家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编者按：疟疾是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都有2亿多新病例报道。全球每年40万疟疾死亡人数中，90%以上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据估计，2017年，全球有43.5万人死于疟疾。与之相比，2016年疟疾死亡人数是45.1万人，2010年是60.7万人。我国解放前疟疾连年流行，尤其南方，由于流行猖獗，造成大量劳动力丧失。由于当时没有有效药物治疗，疟疾病死率也很高。1967年5月23日国家有关部门召开“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拉开了抗疟新药研究的序幕。1969年39岁的女科学家屠呦呦临危受命，挑起中药抗疟科研组组长重担，和她的团队经过艰苦努力，攻坚克难，于1972年成功提取到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后命名为青蒿素，攻克了抗疟治疗的世界性难题。40多年来，她和她的团队创造性地研制出抗疟新药青蒿素、双氢青蒿素等青蒿素衍生物，推动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青蒿素联合疗法，大幅度降低了全球疟疾病死率，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指明了方向,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她荣获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日前，《龙》杂志总编辑贾正书面专访了当代杰出女科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屠呦呦。专访全文如下：
2015年10月，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给屠呦呦颁发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问: 屠老您好！欣闻您日前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项，在此向您表示真诚祝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告中说，因您在寄生虫疾病方面的研究获奖。由您发现的全新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在20世纪80年代治愈了很多中国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将基于青蒿素的复合疗法作为一线抗疟治疗方案，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使非洲疟疾致死率下降66%，5岁以下儿童患疟疾死亡率下降71%。请问您对这次获奖有何感想？
答: 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我2019年度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这是联合国对来自中医药学成果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于我们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强有力的支持，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感激。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距离青蒿素发现已经过去了40多个春秋，我也已快90岁了。回顾过去的50年，青蒿素经历了从化学物质变成药物的过程，并作为抗疟首选药物在国内外抗疟临床得到广泛应用，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健康福祉。希望我们科技工作者能够肩负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奉献于祖国的科技创新发展，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医药是人类伟大的宝库，必将走出国门，造福全人类。
1955年，屠呦呦开始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实验室工作。
问: 您出生在一个动荡年代，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日本鬼子入侵，宁波沦陷，家庭饱受浩劫之苦。在这种环境中，您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对您一生的事业发展有何影响？
答: 我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解放前家里生活比较困难，父亲虽是一名银行职员，但工作并不稳定，主要靠出租祖辈遗留的房产维持家庭生活。当时虽然生活很拮据，但父母依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和哥哥一样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我5岁入幼儿园，6岁上初小，11岁上高小，13岁在宁波私立器贞中学读初中，15岁就读于宁波私立甬江女中。我小时候不是很活泼，在班上不声不响，成绩中游，并不拔尖。因为父亲喜好读书，家中楼顶那个摆满古籍的小阁间，既是父亲的书房，也成为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父亲去看书时，我也会坐在一旁，拿本书看，其实也看不太懂内容。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中医药方面的书，因为中医书大多配有插图，很喜欢看。在父亲的引领下，我经常上完课就回家看书，慢慢养成了读书习惯。我从小有个特点，只要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做下去。14岁时，哥哥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说：“呦呦，学问是无止境的。当你局部成功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满足；当你不幸失败的时候，亦千万不要因此灰心。学问决不能使诚心求她的人失望。”可以说是哥哥的这一席话点亮了我内心的明灯，坚定了做学问的信心，为我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屠呦呦（前右）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做研究。
问: 作为新中国首批女大学生，当时您为什么要选择医药学这个冷门专业并为此默默奉献了一辈子？
答: 我是误打误撞走进医药学领域的。小时候经常看到中医治好了很多病人，当时就想，学医可以让这么多人免除病痛，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但说实话，我并没想过自己将来会一辈子沉浸在医药学的世界中。1946年，我16岁的时候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被迫终止了学业，那时医学还不发达，得肺结核能活下来实属不易。经过两年多的治疗，病情才得以好转。这次经历让我对医药学产生了极大兴趣。既然喜欢就要努力去做，1951年高中毕业，我就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那时，毛主席提出，中国医学药学是个伟大宝库，要继承发扬、努力发掘，号召要中学西，西学中。为此，1959年我参加了为期2年半的卫生部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药理论。1969年1月，我第一次接触了代号“523”的神秘的抗疟药物研究项目，认准了“523”任务就是自己的担当，暗下决心,一定不负重托，把党和国家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就这样一直工作至今。
1982年10月，屠呦呦参加全国科技奖励大会并领取发明证书及奖状。
问: 1969年，您39岁时接受了国家“523”抗疟药物研究的艰巨任务，被任命为中药抗疟科研组组长，开始抗疟药的研制，去攻克千百年来一直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难题。当时是怎样的历史背景？又有着怎样的艰辛过程？
答: “523”最初是一项国家援越战备紧急军工项目，为了保密，就以1967年5月23日的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523”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军民合作开发防治疟疾药物，对所开发防治药物的要求是高效、速效、预防药物要长效。当时中医研究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科研工作全面停顿，但“523”是政治任务，就接受了。中医研究院把任务交中药所来完成，指令中药所成立了科研组，我担任课题组长负责全面工作。1969年我接受“523”抗疟研究任务时，作为一名年轻的科研人员，深感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的重大和任务的艰巨。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但我们团队的每个人都不畏艰辛、抛家舍业、勇于担当，实验和临床紧密结合，高强度工作，几度深入海南疫区，为疟疾患者送医送药。我们曾以民用的大水缸作为提取容器,整个团队在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又缺乏通风设备的条件下，不顾健康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青蒿提取物尽快上临床，在初步动物安全性评价后，团队成员争相以身试药。回顾往事，正是团队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引领了青蒿素的快速研发，从发现青蒿有抗疟苗头到青蒿素首次临床试用只用了两年时间。
1996年，屠呦呦指导助手在做实验。
问: 据了解，当时研究小组将青蒿用于动物实验时，多数动物表现正常，但有些动物疑似中毒，没人敢说这种药物用于人体是否安全，而您却坚信青蒿提取物有效且对人体无毒害，主动要求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是第一位做临床试验的人。您坚持以身试药是对祖国传统中药理论的信任还是对自己信念的追求？当时您考虑过失败的后果吗？
答: 当时在动物实验中，个别动物出现了肝脏损伤，这个抗疟药物青蒿素到底适不适合人类服用，团队出现了争议，但如果再重新做实验不知道还得多久。在那时候这是个军工项目，也是世界头号医学问题，不可能再往后推了，必须在年底拿出临床结论。当时只有坚持信念，没有退路，也没有时间考虑有什么失败后果。为了赶进度，尽快让青蒿素投入使用，我向领导打报告请示，我是组长，我有责任，我先试服, 还有另外两名课题组成员也积极参与了试药。我们住在东直门医院，经过一周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我们三个受试者情况良好。考虑到临床用药方案可变动的灵活性，以充分显示其抗疟疗效，便又在所内补充五例增大剂量的人体试服，结果没有发现疑似的毒副作用，为青蒿素铺平了临床试用之路。
2002年，屠呦呦被授予“首届新世纪巾帼发明家”奖。
问: 对疟疾治疗，美国当时也花巨资进行了研究，但都失败了。面对当时国内艰苦条件和陈旧落后的设备，为什么你和你的团队能够获得突破并创造出奇迹？
答: 在那个动乱年代，科研工作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我们能接受这样光荣的任务很是振奋。首先，心情是激动的，但难度太大了。那个时候不仅美国做了很多，前面几年国内也已经筛了上万个化合物、中草药等等，都做了不少的工作，但结果都不满意。但我还是坚信能够获得突破，首先“523”项目是举全国之力要办的大事，是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上海药物所、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全国几十个单位的500余位专家组成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团队。二是我觉得就像小时哥哥勉励我的，学问决不会使诚心求她的人失望，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的中医药学一定蕴藏着精华，只要努力在挖掘上狠下工夫，广泛收集整理历代医籍，走访民间，请教老中医，就一定能够闯出一条路。三是我们的团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对国家使命的高度责任感与担当，整个团队的奋斗与奉献，团结与协作，必将促进创新与发展。所以，我一直坚信我们的团队一定能够创造奇迹，挽救众多疟疾患者的生命。
问: 您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第一位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女科学家。至今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疗法（ACT）仍为WHO推荐的抗疟的最佳治疗方法，为人类健康和中医药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您最大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答: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用古老的中医药，促进人类健康，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分享到它的好处。我从毕业以后就分配在这个地方，一直从事药物研究工作，没动。自己一辈子想的，就是老老实实把科研做好，把课题做好，希望把青蒿素的研究更深入，开发出更多药物来，造福更多人，这也是我自己的兴趣所在。除此以外，没有心思想别的。我都这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没想到要得什么奖。我做科研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奖。获得诺贝尔奖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为祖国捧回的一件礼物，更是具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为全人类奉献的一件礼物。对我个人来讲，党和国家培养了我一辈子，获得诺贝尔奖只是一个交代。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努力去做好，国家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只要身体还可以，我还得继续，继续为祖国医药事业再做一些事。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工作，让我们的中医药学走向世界，为全人类造福，我想这才是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真正应该感到荣幸的事情。
2019年8月，屠呦呦阅读《中国中医药报》。
问: 您已89岁高龄，早已功成名就，您目前的生活是怎样的？计划如何安排晚年时光？
答: 我是搞研究的，只想简简单单的生活，老老实实的做事，近期的国际奖项只说明国际上对于中医药学更加重视了。这几年获奖，前来采访的人也多了起来，这让我有点不太习惯。有时候家里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我基本拒绝了绝大多数采访。其实我是个爱清静的人，现在上了岁数，更喜欢清静。由于年轻的时候经常做实验，那时的实验室条件也不好，那些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也没做足够的防护，落下病根，腿脚也都不太好，所以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也没有回宁波老家。现在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目前对青蒿素的研究远远没有结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升级，希望能诞生更多的新药，课题组需要做的工作依旧很多，现在年轻的组员都很能干。休息时间基本上在家看书和看论文，等外孙女放暑假了过来看我，我们一家人团聚一下。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工作就是我最大的乐趣。生活的乐趣来源于工作，工作有进展乐趣自然就来了。我一辈子都是在忙碌的实验中度过，现在也改不了了。但我毕竟老了,力不从心了, 必须承认这一客观规律, 我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 祝愿他们超越我们, 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问: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中曾提到，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您认为未来中医药应当如何发展？如何走向世界？
答: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可供挖掘的资源还非常多。青蒿素就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近年来，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国际组织的认可和国际友人的喜爱，中医药宝库已是世界医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在中国发展已经步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正不断提高，国际化之路将越走越稳。中医药研究不能单打独斗，要重视中医各学派的交流合作，要重视中医与西医的结合，要重视中医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合作攻关。中医药研究确实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很强的发展潜力。不仅要继承中医理论，也要在中西医结合和现代生命科学知识的融汇中，运用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来创新中医药研究，要进行更多深入和细致的工作，才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屠呦呦在家中。
问: 据了解，您将获得的400万瑞典克朗，约265万人民币的诺贝尔奖金几乎悉数捐赠于科研。其中的200万元分别捐给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医科学院，成立了创新基金，用于奖励年轻科研人员。您是怎么想的？
答: 希望这对中国年轻一代科研人员起到激励作用。不仅在医药研究领域，在各科学领域都能结合中国传统瑰宝，产生更多的发现和创新，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刚才我说传承经典与现代多学科结合这个模式可以做出创新发现，但这仅是方法学层面的一种模式，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式。我们还需要更加关注精神层面的模式，也就是科学研究的驱动力。人们常说，好奇心和兴趣是科学研究的驱动力。这话不错，这样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全国“523”团队的研发工作显示了另一种驱动力，那就是对国家使命的高度责任感与担当。在这种爱国精神驱动下，就有了奋斗与奉献，就有了团结与协作，就有了创新与发展，才使得青蒿素联合疗法挽救了众多疟疾患者的生命。中国科技工作者肩负着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投身于科技创新发展义不容辞，这也就是我们科技工作者未来的责任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智慧和力量的代表，是发展与进步的标志，更是团结和统一的象征。我们是龙的传人，希望年轻一代继承发扬中华民族胸怀祖国、敢于担当、情系苍生、淡泊名利的龙精神！
